摘要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我军于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授予上将军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人。此后直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再未授予或晋升过上将，首次军衔制期间上将共57人...

57位开国上将的任职和授勋

我军于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时授予上将军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1人。此后直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再未授予或晋升过上将，首次军衔制期间上将共57人。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元帅将官授衔授勋典礼

57位上将授衔时的职务

根据总政治部组织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四卷）》，57位上将授衔时的职务是：

肖克，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达，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宗逊，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李克农，副总参谋长；

王震，副总参谋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许世友，副总参谋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

邓华，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

彭绍辉，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张爱萍，副总参谋长；

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兼防空军司令员；

韩先楚，副总参谋长（军事学院学员）；

李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

傅秋涛，总参谋部队列部部长；

王平，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

吕正操，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

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

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

甘泗淇，总政治部副主任；

洪学智，总后勤部副部长；

宋任穷，总干部部副部长；

赖传珠，总干部部副部长；

周纯全，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杨至诚，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陈再道，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兼湖北军区司令员；

周士第，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

郭天民，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部长；

陈奇涵，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

苏振华，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刘亚楼，空军司令员；

刘震，空军副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韦国清，公安军副司令员；

陈锡联，炮兵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陈士榘，工程兵司令员；

陈伯钧，军事学院副院长；

钟期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宋时轮，总高级步校校长；

周桓，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朱良才，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董其武，陆军第六十九军军长；

杨得志，济南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王新亭，济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代司令员）；

唐亮，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叶飞，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

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员；

李天佑，原广西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学员）；

陈明仁，陆军第五十五军军长；

谢富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贺炳炎，成都军区司令员；

阎红彦，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

陶峙岳，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

乌兰夫，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杨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李志民，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

赵尔陆，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王建安（1956年授），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李聚奎（1958年授），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周恩来总理为上将颁发军衔命令状。左起：王震、李克农、张宗逊、李达、萧克。

1955年至1957年，我军实行八总部、五军种、十二大军区体制——

八总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总干部管理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

五大军种：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

十二大军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1956年增设福州军区，大军区增至13个。

57位上将授衔时大都担任大军区级（方面军级）职务，主要是各总部的副职，大军区的正副职，军种和兵种的正副职。其中副总参谋长有9位（包括兼职，下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有6位，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各有3位。另外总参二级部有4位上将部长，显示了总参作为军事指挥中枢的重要性。有17位上将担任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当时除了兰州、新疆和西藏军区，其他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上将。军种和兵种的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中有9位上将。杨成武上将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防空军司令员和北京军区司令员，是我军唯一同时任军种和大军区司令员的人。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上将80年代初任海军司令员，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任职最低的是两位军长：分别为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六十九军军长董其武。他俩的情况比较特殊，都是起义将领，起义后分别任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和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以后他们的兵团缩编成军，二十一兵团缩编成五十五军，二十三兵团缩编成六十九军，他俩则继续担任军长，但是级别不降，仍是正兵团级。

开国上将最年轻的居然不到40岁！

开国上将年龄大都很年轻，授衔时平均年龄45.6岁，年龄最大的是起义将领陶峙岳，63岁；年龄最小的是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总干部部副部长的肖华，授上将时只有39岁。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高级将领普遍比较年轻，二三十岁当军长、师长不算稀奇。开国上将杨成武、李天佑、贺炳炎当师长时刚刚20岁出头，堪称英姿勃发的白袍小将。1955年授上将时炮兵司令员陈锡联、空军副司令员刘震也只有40岁；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广州军区代司令员李天佑、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叶飞41岁；副总参谋长韩先楚、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公安军副司令员韦国清、总后勤部副部长洪学智都是42岁……当时最年轻的大将也只有47岁，最年轻的元帅才49岁。有一点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军首次军衔制原本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后就准备实施，因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等原因推迟了几年，否则的话，开国将帅们还要年轻几岁。

第一位去世的开国上将是贺炳炎（1913—1960），年仅47岁；最后一位去世的开国上将是吕正操（1904—2009），享年105岁。

吕正操上将

开国上将“战大”集体毕业

在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1000多名将军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从未进过正规军事课堂，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将军，丰富的战争阅历和卓越的战功，使他们在万马军中脱颖而出……

国民党将领中有按军事院校划分的“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和“陆大系”等。而我军将领有人戏称自己为“战大系”——即战争大学毕业的。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何长工曾有一句名言：“我是游击大学毕业的，是战争大学毕业的，是毛泽东战略大学毕业的。我的学历是22年，天安门五星红旗升起来了，我们才发了一个集体结业文凭。”

当然，开国将军中也不乏著名军校毕业生，比如，上将中就有9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周士第、陈明仁，四期的肖克，五期的陈奇涵、杨至成、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六期的郭天民。陶峙岳毕业于保定军校；吕正操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李达毕业于平凉第二军官学校；刘亚楼、李天佑、傅钟、甘泗淇、乌兰夫、杨至成则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等。很多上将在战争时期曾进过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培训，建国后又入过南京军事学院深造。

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合影。

开国上将南方人居多

开国上将大多数是老红军，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主要是在南方，因此开国上将多为南方人，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四川等省居多，两湖上将占了一半还多，其中湖南19人，占三分之一，湖北14人。而湖北黄安（红安）是出开国上将最多的县，6人；湖南浏阳次之，5人。

从姓氏上看，也可以对这一特点作一补充。开国上将陈姓最多，有6人。陈是南方第一大姓，这六位陈上将都是南方人。

军中赫赫有名的“三杨上将”：杨勇(左)、杨成武(后)、杨得志在一起。三位上将，两位湖南人，一位福建人。

开国上将评衔依据主要是看级别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开始了全面正规化建设，并着手实行军衔制度的准备工作。1952年评定了军队干部级别，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计9等21级：

军委主席、副主席、总司令级；

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级，军委委员级；

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

正军级，副军级，准军级；

正师级，副师级，准师级；

正团级，副团级，准团级；

正营级，副营级；

正连级，副连级；

正排级，副排级。

全军干部根据各自的任职、资历、能力等条件评定了级别。1955年评衔时，评授条件首先是级别。当时的评衔标准：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少数可评为上将。评衔结果，首次授予的55位上将，正兵团级33人，副兵团级19人，准兵团级1人，无军队级别者2人。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主要是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人员，也有部分低于正兵团级者。廖汉生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授上将的条件：“我记得评上将的条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师一级干部，抗日战争时期的旅一级干部，解放战争时期的兵团级干部。前面两条我还符合，但我在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军政治委员，没有担任兵团职务。西北野战军和我差不多级别的干部，大概只有贺炳炎、彭绍辉被评为上将军衔。”开国上将中，有三十多位担任过兵团领导职务，另有十余人担任过相当职务。

从陈明仁、董其武两位军长授上将看，是因为解放战争后期他俩都当过兵团司令员，1952年定为正兵团级。另一位起义将领陶峙岳也是正兵团级，1955年授衔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授了上将；而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恩茂授中将，王恩茂是准兵团级。可见，级别是确定军衔的主要依据，任什么职务不是很重要。

三位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起义将领（左起）：陶峙岳、董其武、陈明仁。

当然，评上将军衔也考虑到“平衡”问题。所谓平衡，就是照顾山头。山头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应该说，中国革命的“山头”是在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山头组成的，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三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三个师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等等，是各时期的主要山头。此外还有陕北红军、东北抗联、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等许多小山头。毛泽东对待山头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消灭山头。照顾山头，最终是为了消除山头。早在1945年2月15日他就讲过：“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

如阎红彦，是陕北红军创建人之一、红三十军军长。毛主席曾高度评价说：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但刘志丹和谢子长都牺牲于战争年代，阎红彦解放后不久也转到地方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副省长，1952年没有参加军队评级。按规定当时转到地方工作的一般不评军衔。如果这样，曾为中国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陕北红军，就出不了一位上将，确实让人感到遗憾。因此，1955年4月评衔工作开始后毛主席特别提到阎红彦。他说，阎红彦要么不授衔，要授就是上将。于是，脱下军装好几年的阎红彦有幸被评为上将，中央军委还命令阎红彦兼任成都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他也是仅有的两位没有军队级别的上将之一（另一位是乌兰夫）。

当时负责评衔工作的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正兵团级本应授上将，但他主动要求把自己从上将名单中拿下来改授中将，理由一是好做工作，二是可以减少四方面军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他也成为唯一一位正兵团级中将。

1956年国庆节，六上将在天安门城楼上（左起）：萧华、陈锡联、陈伯钧、刘亚楼、吕正操、韩先楚。

开国上将战争时期所属各大战略单位

“猛将必发于卒伍”，开国上将绝大多数是从战士或基层干部（连、排长及相当职务）干起。在战争时期，57名开国上将，除了少数隶属总部，多数分属各大战略单位（所谓各大“山头”）。这些数字也从侧面反映了各时期各战略单位的规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红一方面军28人；

红二方面军9人；

红四方面军13人。

个别将领曾在两个甚至三个方面军任过职，如陈伯钧曾先后在三个方面军干过。

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一一五师（包括晋察冀军区、山东军区）18人；

八路军一二○师11人；

八路军一二九师9人；

新四军10人。

少数将领曾先后在八路军、新四军任过职，如张爱萍、洪学智、刘震等。

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野战军5人；

第二野战军10人；

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11人；

第四野战军及东北军区19人；

华北军区9人。

1961年国庆节，5位开国上将在天安门观礼，左起傅钟、钟期光、张爱萍、宋时轮、李涛。

开国上将授勋情况

1955年首次授衔时，同时向革命战争有功人员颁发了勋章、奖章（至1957年），57位开国上将中有47人被授予3枚一级勋章：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有10人例外，只获得两枚或一枚一级勋章，其中：韦国清、唐亮、苏振华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红军时期为团级干部）、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李天佑、杨至成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抗战时期在苏联养伤）和一级解放勋章；吕正操原为东北军将领，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被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上将中只获得一级解放勋章的有4人：乌兰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未在军队任实际职务，解放战争后期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3人解放战争时期的起义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