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和拘役的区别

管制和拘役的区别

本文主要聚焦：

阐明管制制度中禁止令的规定对打击犯罪行为的有效性和威慑性，是推进法治的一大利器。

01、管制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新生政权诞生之时，先前残存的反革命分子仍不死心，即使是犯了违背法律的行为，仍不知罪悔罪，甚至更加猖狂。同时这些人所犯之罪又不足以判刑入狱。

因此，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镇压反革命运动，国家采取政府管制和群众监督的方式作为惩罚，并进行思想教育，从而改造犯罪人。

1952年4月21日，管制作为一种刑罚方式被中央人民政府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1956年11月16日，全人常决定对反革命分子和部分罪犯实行管制，法院判决，公安执行。

自此，管制制度作为一种自由刑被写入刑法中，同时成为刑法中五大主刑之一。

02、管制制度的运行模式和规则

管制制度概念的简单理解，是指行为人犯了轻罪，不足以入狱，法官考虑到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低，可能对社会不会造成危害，因此实行社区矫正，不剥夺其人身自由，但可限制一定的自由。

这里存在两个显著的特征：

管制与拘役、徒刑相比，最重要的区别是，被判处管制的罪犯仍可以居住在原住所和原单位工作，也不需要与家庭、社会人员相隔离与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相比，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和普通人一样同工同酬！

管制刑对我们的观点冲击是巨大的，我们印象中的罪犯应当是牢底坐穿式的，而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居然和常人无异，正常生活工作，还能同工同酬？

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二条规定：

“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这就是法院所享有的颁发“禁止令”的权力的来源。如何理解立法者这一规定？

我认为这项规定，与长期存在于人们内心的“有罪推定”思想息息相关。一个人如果被冠以罪犯的名称，无论其犯罪严重程度如何，“罪犯”本身已经让普通人产生了抗拒的心理，主观上对其的认知便朝着坏的方面去联想，自动证明其如何犯罪、性质如何恶劣，即使是法官，也难免会被这种有罪推定的思想所影响。

自然对于普通人来说，一个“罪犯”可以自由行走在自己的身边，难免会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即使法院认定该罪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都较低，没有再犯的可能性。但普通民众更相信深藏在人性中的特征：性恶论及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就必然需要考虑到民众的这一特性，禁止令就是基于该特征所产生的有效制约罪犯的措施。

一方面对于罪犯本身而言，禁止令体现的是管制制度作为自由刑的表现。罪犯的活动范围被限制，特定的场所如学校、游乐园、酒吧等，这对罪犯本身来说是一种惩罚，尤其是当其人身利益与被限制的场所有相关联时。

譬如，小孩在上学，自己却无法进入学校，精神折磨力度大；或者喜好KTV、酒吧等场所的罪犯，无法得到及时的消遣，也是一种折磨。

惩罚之余，罪犯也必将反思到自己的先前行为，有助于知罪悔罪，避免侥幸心理，回归正道。

另一方面对于民众来说，不与罪犯共处便是安全，禁止令的限制有利于普通民众获得安全感，增强对司法权威的尊敬。同时也起到了一个警示的效果，有助于法治社会的实现。

管制制度，是我国刑法中的独创。其侧重对罪犯的保障，惩罚罪犯的同时为了保障普通民众，规定了禁止令。该项制度所体现的法治思维具有代表性，值得认真研习和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