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恢复科举制之后又废除了，是因为什么？

科举制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说起这个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关于元朝的科举制的研究历来是学界之热，在近几十年里更是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纵观前人研究成果，大都指出了元科举制的独特性，即区别于其他朝代科举的特点。

同时也理性看待了元科举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在维护统治方面起到的作用，即与其他朝代相比，科举存在的普遍意义。

对于元朝科举的独特性，前人已有较为详细客观的概述：“时间短、规模小、录取人数少”，并且“带有民族歧视色彩”。

关于前者的产生原因，学者大都持相同观点，认为：

蒙人对汉人及文化极为冷漠，且“蒙古人的目标在于征服，实现目标的方式就是武治”。

对于后者，即科举制中出现的民族歧视，也有客观深刻的探究：

元朝科举考试确实存在不公平的民族歧视倾向…… 但这主要基于蒙古人承认差异，区别对待的权力民族配额制度 的需要。

相比之下，更多的学者集中在探究废除科举或是非正常行使科举对士人阶层带来的影响上。

例如对“九儒十丐”的探究，或是对文艺文坛的影响：

元代延祐时期以复古为风尚，以 平易雅正为旨归的诗文风气，之所以能在文坛被普遍接受成为 元代普遍认可的盛世之风……源于科举制的存在

抑或单独反映蒙古文化的特点：“文化简约务实”。

综上所述，对元朝科举论述探究的集中点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制度来分析。

而本文将侧重于文化角度，重点论述以科举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并将通过汉蒙文化两方的视角，从科举制度为切入点，来看两种文化的冲突融合。

一：以“蒙体汉用”为特点的元朝科举制的文化现象

以科举制为政治制度来看，关于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应用，学界前人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但如果深入到深层次的文化角度来看，则呈现出一种特殊而又熟悉的文化现象，在此概括为“蒙体汉用”。

即蒙古统治者以蒙古传统草原文化为本治理广大的疆域，只是借用或是利用传统汉家农耕文化来更好统治农耕文化区，而科举制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元代疆域极为辽阔，吞并南宋、金、大理、吐蕃、蒙古草原以及西伯利亚等地区。

但蒙古统治者并未以相对先进的农耕文化为主体，而是坚持了草原文化的思想模式。应用在科举制上，主要有以下三点作为体现：

第一则是科举制初定选取人才的标准时，元仁宗“诏令中书议定程式”。

但却采取了与前代唐宋大相径庭的录取标准，以诗赋为辅、经义为重，并且侧重考察时务、德行。

“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经书为先，辞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

从表层上来看，元仁宗似乎有复古改制科举之意，将类似汉代察举的选取标准“孝廉”、“秀才”的元素加入了科举制，但是实质上是元统治者贯彻了蒙古草原文化 的实用性、务实性思想。

第二则是体现在其对于科举任官上。

首先是任官的数量，元一改前代宋的文官之风，宋代是典型的士大夫政治，文官与皇帝共治天下，大部分官员从地方到中央，从属吏到宰相，大多是由科举制进入官僚系统。

但是在元代，虽然名义上为科举取士，但是恩荫、世袭占绝大多数。

再从任官位置看，汉族士大夫大多分入翰林院等闲职部门，无法参与决策部门与统治阶层中去。

第三则是元统治者重开科举的目的。

前文提到，元贵族并没有把先进的汉文化作为“体”，而是坚持蒙古文化，将汉地视为其统治的一个部分而已。

在元仁宗时期，历经前代元成宗、元武宗的财政危机、纸钞大量贬值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已经颇为激烈。

在此背景下，出于对士大夫阶层的笼络，才重开了科举之制。

二：蒙古文化惯性在科举制中的表现

文化惯性，在此指的是蒙古统治者开拓疆土、建立王朝的过程中打下的文化烙印。

蒙古统治者在科举制的应用中充分体现了蒙文化的文化惯性。

正如前人论述的从科举制中看出的蒙文化的务实、简约的特点，并且蒙文化相对于较为发达的中原农耕文化更处于奴隶化文化性质，而蒙古统治者在入住汉地后将此 类文化犹如惯性般带入中原文化。

并且正如上文论述，蒙古统治者对于汉文化的态度也只是持“用”的态度，没有离开蒙文化的“体”，这种文化惯性集中体现在了科举制上。

依靠自身文化打下丰功伟业，元朝统治者对自身草原文化具有极强的“文化自信”，甚至于一种盲目的“自大”，自我认为优于其他一切文化。

早在元灭金时，就有人向成吉思汗提议重开科举。金已是汉化程度较为高的少数民族政权，但这种想法在尚武精神影响下的蒙古大汗看来，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例如蒙哥“性喜猎，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

这种“强烈的蒙古中心主义和优越感”虽然体现出蒙古大汗的权威与气度，但也造就了相对落后的文化惯性。

更有甚者，在蒙古贵族中，有人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以之地为牧地”的观点，全盘否认汉文化。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惯性更多的是主观的、观念上存在的。

也就是说，在统一战争期间以及忽必烈时期，客观上的汉化措施如定国号以继承唐宋的正统、仿照汉制“继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等等，实际上已经大大促进其汉化的程度。

但这是无意识的、非自发的。蒙古文化优越感仍然根深蒂固于元朝统治者的思想中。

全面统一之后，或有耶律楚材提议“名朝臣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意、辞赋为三科”但最后“……廷议或以为非便……事复终止”。

在这种重开科举之争中，不难发现，正是蒙古贵族强烈的草原文化思想带来的强大惯性，阻碍了科举的发展。

这恰恰也是刚刚叙述的“蒙体汉用”特点形成的文化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由于未进行如北魏孝文帝的自上而下的汉化变革，这一惯性到了元朝统治中后期仍然强烈。

元朝末年的顺帝时期，彻里帖木儿以科举考生营私舞弊、考官奢华宴请为由再欲废科举制，受到了丞相伯颜的大力赞同。

尽管汉臣徐有壬指出“科举若罢，天下才人觖望”并强烈抗议，仍然难以阻挡伯颜废除科举之行。

伯颜的“举子多脏败”、“实碍选法”等说辞，实则是粗暴否认汉先进文化与制度，究其根底，正是元的文化惯性的深刻表现。

再结合施行科举之时蒙古贵族与汉族士大夫或原金士大夫关于科举利弊的种种辩论，从文化角度来看，都是这种自视甚高的文化惯性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