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款题图画，始自苏(轼)米(芾)，至元明而遂多。以题语位置画境者，画亦由题益妙。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清方薰《山静居论画》)板桥题画之作，自出机杼，大都合于这一审美要求。

“眼中之竹”者，为竹的自然形态。“胸中之竹”则为朦胧地游动于画家脑中的竹的审美意象。从前者转向后者，可以有两种途径：其一，与人的审美能力相应，此自然竹本身具有某种使人感到自由的愉快的素质，让它处于一种能高度发挥上述素质的时间、空间环境就易于唤起或诱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昔人谓之“待境而生”，板桥称之为“得时得笔之候”。譬如其地为“江馆”，其时为“清秋”之“晨”，其情状为：“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合之就构成了这样的“境”。正是此“境”，使得(甚至迫使)艺术家“胸中勃勃遂有画意”。此“境”，自然对象宜于“入画”的最佳情态，往往有如“兔起码鹘落，少纵则逝”。此即宋代文与可所谓“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其二，板桥又称自己“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板桥题画竹》)。此则以“写意”为主，胸中虽无成竹，而平昔对竹的审美观照之极其深厚的积储，此时亦奔赴而来，所谓“信手拈来都是竹，乱叶交枝戛寒玉”(板桥《题画竹》)。这样，“胸中之竹”可以“待境而生”(有成竹)，也可“写意”而生(无成竹)。一般讲，前者境多于意，后者意余于境。二者都是“眼中之竹”的审美意象化或者升华，又都还处在一种渗透着画家“自我”的生育过程中，故曰：“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

“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何以生此“变相”?因为：一、将朦胧的“胸中之竹”凝定下来，成为可供观照的“有意味的形式”，这是异常艰难的一步。艺术家的“心”、“手”总是不全相应。昔人论画：“悟得十分，苟能证得三分，便是快事。”(清陈撰《玉几山房画外录》卷上)此就“手”不逮“心”，亦如“文不逮意”而言。“悟”十“证”三，可知其“相”之“变”。二、此时画家创造性的想象仍在继续进行，在笔墨运行中，也有可能出现一种“手”突过“心”的现象。如板桥自云：“意在画竹，则竹为主，以石辅之。今石反大于竹，多于竹，又出于格外也。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惟在活而已矣。”(《题画竹》)此处“不执己见”，即就不拘守“胸中之竹”而言。而从“活”——“神理具足”看，“变相”实意味着“。

另外，关于“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感性与理性的划分问题，应作如下辩证理解：在审美活动中，除了感性直觉、审美情感、审美想象等感性因素之外，还是存在审美理解这种理性因素，它和科学研究中逻辑推理类的理性认识不同，是一种非逻辑的直接整体的把握和领会。郑板桥所言的“胸中之竹”，不能机械的理解成一种理性认识，它是在感官感受画面(“眼中之竹”)之后艺术家独特的把握和理解，融入他的经验、知觉、感悟等而形成的。至于这三种过程处于何种阶段这样生硬的分法，是极片面的，无论哪种认识和感受都糅杂各种心理因素，不能做出很明确的分界。